师恩难忘******
刘末利
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(历史资料)
喝AD钙奶长大的90后，会为AD钙牙膏买单吗？******
中新网1月13日电 (中新财经 左雨晴) AD钙奶曾是不少人童年时期的“快乐奶”，不过很少有人会想象，有一天会给自己的孩子用上AD钙牙膏，穿上印有AD钙奶图案的童装。
近日，饮料行业巨头娃哈哈推出了日化、童装等一系列跨界产品，其中不少引入了AD钙奶元素打出“情怀牌”。
娃哈哈卖童装和日化产品 消费者买账吗？
去年年底，娃哈哈童装旗舰店分别在淘宝和抖音上线，并上架了新年系列和春季新品，首批童装服饰范围涵盖外套、卫衣、毛衣、裤装等多个品类，价格在119-559元不等。
中新财经注意到，目前线上渠道的娃哈哈童装，其服装样式除加入了新春生肖“兔”元素外，还印有“AD钙奶”和“W1987”的标识，打出了“潮流怀旧”的情怀牌。
某电商平台的娃哈哈童装旗舰店。 截图自某电商平台。在罗永浩淘宝直播间推销、在抖音多次直播带货……娃哈哈童装在多个线上平台发力，那么近一个月以来，成交数据如何？记者查询发现，目前，其天猫旗舰店中商品月销量最高的不过数十件，有的商品的成交数量甚至为0，抖音爆款的销售量也未过百件。
而在童装之前，娃哈哈还上线了日化产品，包括儿童牙膏、成人牙膏和洗衣凝珠系列。但从销量来看，也不算亮眼。
早早布局 娃哈哈的跨界生意为何不顺？
无论是日化产品还是童装，娃哈哈都并非首次跨界“出征”。
1987年成立的娃哈哈，靠“娃哈哈儿童营养液”打响了品牌的第一枪，在饮料业站稳脚跟后，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便迫不及待地开始描绘自己的“儿童王国”。
据媒体报道，2002年，宗庆后向多元化进军，他以打造“全国第一童装品牌”为目标，雄心勃勃地计划进入童装市场。彼时，娃哈哈与香港达利集团达成合作，并以线下加盟的方式铺开店面。
然而这次跨界的结果却是宗庆后“铩羽而归”，公开信息显示，2017年，“杭州娃哈哈童装有限公司”更名“杭州恒励饮料有限公司”；2021年，该公司彻底注销。
娃哈哈跨界化妆品同样遭遇了窘境。2018年，宗庆后之女宗馥莉出任娃哈哈集团品牌公关部部长，推出了一系列营销活动。两款营养快线限量眼影盘成为了娃哈哈迈向IP创新的第一步。
2018年，宗庆后亲自为营养快线限量眼影盘助阵。 截图自微博。尽管宗庆后转发了活动微博为眼影助阵，但在短暂的营销过后，当时娃哈哈的美妆路线也浅尝辄止。
遭遇“中年危机” 娃哈哈想要变“年轻”
开发了奶粉品牌，研发过智能机器人，开过商场……此前涉足其他产业的尝试都难说成功，娃哈哈为何仍未放弃跨界生意？
与所有老牌企业一样，娃哈哈在成立30多年后遭遇了“中年危机”。2021年，宗馥莉接替宗庆后掌舵，成为娃哈哈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，“年轻化”成为了娃哈哈寻求新增长点的必经之路。
娃哈哈推出的儿童牙膏。 截图自某电商平台。然而如今的饮料行业，已是风云变幻。在主营业务上，娃哈哈不敌农夫山泉，失去了瓶装水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；此外，面对层出不穷的网红品牌与爆款新品，娃哈哈始终未能再拿出像AD钙奶、营养快线那样的“超级大单品”。
与此前的跨界相比，如今娃哈哈在跨界营销上似乎更注重IP打造，例如频繁出现的“AD钙奶”元素。然而“AD钙奶”能否成为娃哈哈的王牌IP,像当年俘获90后欢心一样，俘获90后们的下一代，仍需要时间去验证。(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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